【流氓夜话】看看这样的五四吧：军警跪地哀求

夫卡昀

　　看看这样的五四吧（原文转自百度）：


　　

　　学生的血书良心救国




　　4军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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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学生恭敬有加


　　中国历史上，读书人的地位向来较高，有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读书人也常被称为“学老爷”。张鸣在《北洋裂变》中有如是论述：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

　　五四运动中尽管有敢杀人的主——山东镇守使马良，不过他杀的也不是学生。马良是回族，面对学生运动，他也无可奈何，不过后来他发现有回族参与其中，于是便抓了几个回族，并杀掉其中的三位领袖。杀完人的马良声称，我抓自己人，杀自己人总没人管得了吧。

　　不过除了马良，再无其他人有这般胆子了，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下，连大总统徐世昌最后也服软了，面对被捕的学生，徐世昌只得派官员前去道歉，不过学生不买单。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又派人道歉，学生才肯出来。到后来，简单的道歉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了，甚至预备汽车燃放鞭炮也不能把这帮大爷们请走，于是当时的总务处长只好向学生作揖恳求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赶快上车吧！”在如此待遇下，学生们才选择昂然回到学校，享受英雄归来的荣耀。

　　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刘仁静与张国焘这二位先生，他们是中共的创始人，可谓特别能战斗的典型，而且是典型的一碰即碎的人物。军警面对这样的大爷，能不头疼么？要让他们回学校，光叫老爷那真是不够的，只得鞠躬哈腰，央求半天。[8]

　　被打无动于衷


　　据当时记者报道，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散去，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了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事实上，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其时，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50多处受伤，而在场的几十个带枪军警竟然束手无策，他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当时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正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正。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正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被人打了都不敢指责，这得怕到什么程度？[8]

　　军警跪地哀求


　　其实在五四之时，军警为求学生不要游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据张鸣《北洋裂变》一书介绍，当时北洋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界，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称他们“纯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生，把运动平息下去，这必然导致所谓的镇压不力。

　　1919年5月25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但学生不为所动，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其时的军警也很为难，要维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结果只能窝窝囊囊，被动的接受学生的进攻。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回忆，当时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和中南海，要求见大总统徐世昌，但徐世昌避而不见，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奉劝学生：“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但学生坚决不肯，一直耗着，接着开始有民众加入到情愿行列，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些洋车工人，他们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钱都拿出来给学生买烧饼、茶水。

　　另据《档案春秋》文章的记载，学生在与军警对峙的过程中，处于完全进攻的态势，警察想维持秩序，而学生想办法挑事。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出面奉劝学生，态度可说相当人道，吴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吧。学生的回答更调皮，说，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体哦。吴回答说，客气客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位秩序的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五四运动并不是一种暴力游行、纯粹反政府的运动。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学生都尽量与军警避免冲突的产生，而多数军警也以‘不作为’的方式暗中支持学生的运动.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是良心已泯。[1]

　　5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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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但学生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现象。

　　五四运动当日，傅斯年任旗手，指挥整个运动，然而运动中出现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使傅斯年感到不满，此时学生中又有人对傅斯年的做法提出异议，脾气火爆的傅斯年与学生发生争吵，愤而在第二天退出了学生运动。

　　另一五四风云人物罗家伦也遭到学生质疑，有北大学生写打油诗讽刺罗家伦，说他“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不但骂他长得其貌不扬，还骂他一心当官发财十分无耻，学生间相互攻讦由此开始。

　　面对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北洋政府也制定措施予以控制，1919年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各学校3日内一律复课，并以提前放假，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及外交司法官考试等手段引诱学生放弃上街游行。据彭明《五四运动史》记载，北洋政府提前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和外交司法官考试后，毕业生大多数参考，这些人占到了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北洋政府这一举措起到了良好效果。

　　五四之后，学生中开始出现更多负面现象，有人认为学生万能，视法律如无物，动辄掀起学生运动，甚至自选教员，对哪位教员不满便罢课要挟。查毓瑛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北大学生热衷于开会，每年大小会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有的学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至印发名片炫耀自己。

　　五四运动后，旗手傅斯年开始反省自己，认为“半年新潮杂志的生活，说了许多空话”。深刻反省之后，傅斯年决定赴欧留学，要过一种新的生活，开始践行他所谓的“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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