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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上，华盛顿及其伙伴们属于为自己的母邦开创了诸多伟大先例和精神路标的人。每一国家都有她群星璀璨、精英齐瑰的魅人夜晚，尤其发生大的社会震荡和思想激变之时。北美独立战争前后正是这样一个经典性的辉煌时段：本杰明·富兰克林、帕特里克·亨利、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潘恩，还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常识》、《独立宣言》、《论自由与必然》、《不自由，毋宁死》、《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宣言》……这些纪念碑式的天才与著作，密度之高、才华之盛、能量之巨，皆可谓空前绝后。
短短几十年间，他们为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所积累的精神资源、所迅速创下的光荣与骄傲，比后续的几代人加起来还要多。他们不遗余力、倾尽全部的心血——以最干净最节约的手法，一下子为美利坚解决了那么多难题，替未来省去了那么多麻烦和隐患，实现了那么多令当时欧洲难以企及的梦想——关于军队、国家和个人（元首）的关系，政教分离，军政独立；关于联邦与共和、普选代议、三权制衡的宪法原理；关于现代大学教育……其建国水平所表现出的才智、胆魄、美德——远远超越了历史所赋予那个时代的国家素质的“平均值”。
世界经验已反复证明，最初创业者的一举一动于该国的性质定位及命脉走向都是影响至深的。就像手术刀在体肤上划出的第一道刃口，它涉关整项“事业”的功败垂成。
在这点上，北美人是幸运的。他们等来的是华盛顿而非拿破仑，是富兰克林而非俾斯麦，是杰弗逊而非罗伯斯庇尔或戈培尔……仿佛一夜间抓到了一副世上最漂亮最璀璨的人物扑克牌，这批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优秀中年人，其额头和眸子闪烁着同样的光色和寓意——同样的精神豪迈、心理健正，同样的英勇与纯洁，无论军中还是议会，无论危急时刻还是成就之日，你都难觅小人的踪迹。他们像晶莹的蝌蚪，来自四面八方，又不约而同地朝着同一记光点、同一个目标掘进：独立、平等、民主、自由……
这群清高而儒雅的北美人真是太自尊太富有诗意了。那种不费周折就迅速达成的共识，那种彼此扶持从不欺诓的同道友谊，那种面对胜利后的权力果实坐怀不乱的从容与定力——真是一点不像后来的政客们：你看不出狗苟蝇营的蠢蠢欲动；听不见密谋者的窃窃私语和磨刀霍霍；没有异邦常见的宫闱政变与“鸿门宴”式的权力搏杀；更无所谓“狡兔灭，走狗烹”的祭坛血灾……这群高智商的“大号儿童”，成熟而富于幻想，理性又热情澎湃，勇猛且不失教养，喜欢考试却拒绝作弊，他们要通过构绘一幅叫“美利坚”的新地图，来检验自己的能力、智识与品德。
在这场浩艰的理想建国工程中，发生了几件很令人感动且影响深远的事。
新生国家的政治雏型往往最早反映在“国父”们的信仰和人文理念中。按一般的民族解放惯例，开国元首应由斗争中最具负责精神、表现最英勇、贡献最卓巨的人来担司，因为，唯最高威望者才天然匹配这种象征“统一”“稳定”的精神覆盖力和道德凝聚性——也就是说，须寻一位“镇”得住天下的人以坐镇天下。
其时美国，此人无疑即乔治·华盛顿了。这位叱咤马背的将军，该如何面对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和民众拥戴呢？历史学者有个说法：华盛顿是打下了一场美国革命，而杰弗逊则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后者乃《独立宣言》起草人和一切重大决策的构思者之一）。按通常的游戏规则，将军和“参谋长”该很自然地一前一后登上御座就是了，要不干脆玩点野的——像汉刘邦赵匡胤们那样：由一个干掉另一个（或一群）算了。谙悉历史的人都清楚，胜利得手后最棘手最危险的事莫过于权力的重组与分配了，常表现出比“造反”本身更凶舛更血雨纷飞的惊险场面。从世界历史的范围来看，“造反”残剩的激情此际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向着阴暗、贪婪、狭私的方向转化，“共患难”又岂能“同富贵”？你不这样想不等于别人不这样想——不等于不疑心别人这样想。“树欲静而风不止”，谁都清楚，值此乌云压城之际，谁掌控了军队即等于把国家抄进了自个袖筒，克伦威尔、拿破仑、袁世凯、博卡萨、苏哈托、波尔布特……无不把军队视为“家产”。在其眼里，逻辑很简单：个人即政府——政府即军政府——军政府即国家。失掉了枪杆子即失掉了“命根子”和最大的权力筹码，犹如虎嘴里被掏走了犬齿，大象被锯掉了象牙——按“丛林法则”，那真是一天也活不成。
此时的华盛顿心里想什么？他在思考眼下这支军队和政府的关系。
１７７６年，《独立宣言》一诞生，大陆会议就把军权正式授予了华盛顿。可当时这个仅仅概念上的国家并无一兵一卒，华盛顿临危受命，历尽艰险，从无到有缔造了一支属于新大陆的子弟兵。８年浴血，终将殖民者赶下了大海，使“美国”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理概念。现在，建国者们遇到了一道最棘手的难题：这些战功赫赫、九死一生的将士该怎样安置？何去何从？……正义的召唤使他们将身上的布衣竞相换成了军服，可胜利后的美国当务之急是和平建设而非斗争搏杀，并不需要维持如此庞大的武备……怎么办？如何使军队转化为一种真正有益于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沾带内政色彩的安全力量？欧洲及亚洲的例子早已证明：由残酷斗争启动并急速旋转起来的庞大激情，如果战后得不到合理的“中止”，得不到妥善的转移与稀释，那将是极可怕的——随时都有被野心家、独裁者或宗派集团挟持之危险。如何确定军队性质和在国家中的职能，这是能否避免恶性政治与专制悲剧的最大环节。
于其时的美国而言，真正实施这个理念并不轻松，中间有着很长的崎岖要走。在此问题上，有一个人的态度举足轻重：尊敬的乔治·华盛顿。这位披坚执锐的美利坚军队之父，与军方关系最胶固最磁实，彼此的感情和信任也最深挚。按一般理解，双方的利益维系无疑也最紧密，算得上“唇齿”“皮毛”的共栖关系。国会静静地期待着他的抉择，代表们焦灼的目光也一齐投向将军……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时刻，华盛顿显得异常平静，他说：他们该回家了！
这样说的时候，将军一点也没犹豫。但其内心却涨满了刀割般的痛苦和疚愧，要知道，这支刚刚挽救了国家的队伍，尚未得到任何应有的荣誉和犒劳，而此时的美国财政一片空白，连军饷都发不出，更不用说安置费退休金了。尤其伤残病员，亦将得不到任何抚恤……如今，却要让他们回家——多么残酷和难以启齿的主意啊。
华盛顿做到了。他能够做的，就是以个人在八年浴血中积攒起来的全部威望和信誉，去申请大家的一份谅解。那一天，他步履沉重地迈下检阅台，走向排列整齐的方阵，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去实现最后一个军事目标：解散军队！他的目光仔细掠过一排排熟悉的脸，掠过那些随己冲锋陷阵的累累伤痕之躯，替之整整衣领，掸掸尘土，终于艰难地说：“国家希望你们能回家去……国家没有恶意，但国家没有钱……你们曾是英勇的战士，从今开始，你们要学做一名好公民……你们将永远是国家的榜样……”将军哽咽了，他不再以命令，而是以目光在恳求了。寂静中，士兵们垂下头，默默流泪。当他们最后一次，以军人的姿势齐唰唰向后转的时候，华盛顿再也忍不住了，他热泪盈眶，赶上去紧紧拥抱部下……没有这些人，就没有“美国”的诞生，但为了新生的“美国”，他们必须无言地离去。
一个理念就这样安静地兑现了。从构思到决定，从颁布到履行，自始至终，没有吵闹，没有喧哗，更没有什么动乱和内讧。正直的第一代美国大兵们，就这样循着他们尊敬的统帅所指定的“行军路线”，两手空空，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惟一带走的，是将军的祝福。
不愧为世界裁军史上的奇迹。惟华盛顿们才做得到，才想得出，才行得通。
华盛顿也要离开了。他决意和自己的士兵一样，开始“学做一个好公民”。
他先把军中行装打成包裹，托人送回故乡蒙梵侬庄园，然后去找好友杰弗逊，他们要商量一件大事：战争既已结束，将军理应将战时授予自己的权力归还国家。在华盛顿们看来，此乃再正常不过的道理了，且刻不容缓，应尽快履行。
这种主动弃权的事本不奇怪，尤其于华盛顿就更不足怪了。连军队都可以遣散，拱让军权又算得了什么。奇怪的是，这“紧要”关头竟无人赶来挡驾，竟无臣子们的联名奏本——苦苦哀求明主“以天下社稷为重，万不可弃民而去”云云。美国毕竟辽阔，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此类擅长“成人之美”的好事者和“忠臣良将”自然也有过，只惜华盛顿死活不吃这一套。近来翻阅一套书，“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美国卷的题目是《我有一个梦想》。蓦然发现其中竟藏有华盛顿本人书简一封：“致尼古拉上校书--１７８２年５月２２日寄自新堡”。此信起因一位保守的老绅士尼古拉上校。独立战争激酣之际，他曾暗地里上书华盛顿，对之从头到脚捧颂一番，再小心翼翼献上一记“金点子”：望取消共和恢复帝制，由将军本人担任新君……
这个于“国家安全”业已构成威胁的信号，一个腐朽透顶的馊主意——堪称“精神犯罪”。但此劣迹却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在热衷威权的主子们眼里，倒也不失大功一件：狭义来讲，反映了提案人的忠诚；广义上看，亦可谓一项“民意调查”收获，让主人触到了一份妙不可言的“前景”……谁知，这拎从后门塞进来的厚礼竟使华盛顿心情沉重，羞愧不已。如同一位突然被学生“贿赂”的老师，他感到自责、痛苦，陷入揪心的扪问：我何以使人恶生这样的念头？我究竟曾做错了什么，以至给人落下如此印象？在这封“尼古拉上校大鉴”的信中，他忧心忡忡疾问：“您所说的军队里有的那种思想，使我痛苦异常，自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我不得不表示深恶痛绝，视为大逆不道。目前我尚能暂守秘密，若再有妄论，定予揭发。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解至此，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对于您之建议，谁也没我这样感到厌恶……若您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仍以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谬念，勿再任其流传，有厚望焉。”
显然，华盛顿把这位从“后门”爬进来的尼古拉当成了一顶“屎盆子”，厌其臭、恨其秽、怒其不争，捂鼻踹脚，又从“后门”给踢了出去。有这样一段插曲在先，我们即不难理解将军后来的种种表现了。同时也极大地震慑了其它欲效颦的“小尼古拉们”。
此时距独立战争胜利尚有两年。
在今天的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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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0-14 16:08:31